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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大国”日本 为何频发质量丑闻

  近来,日本许多知名企业相继发生质量丑闻、召回事件、严重亏损甚至破产倒闭事件。由此暴露出来的问题,仅仅是日本质量管理的“冰山一角”,更预示着日本制造深层次的文化问题。

  在战败国的废墟上,日本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便实现了经济迅速崛起,并在机械、电子、仪表、造船、化工等主要工业领域全面超越西方。西方管理学者经过认真研究,得出的答案是“企业文化”。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把日本企业文化概括为长期雇用、缓慢的提升、非专业化道路、微妙而含蓄的控制、平等主义和相互信任等特征。

  然而,日本的“世界制造大国”和“质量管理领袖”地位,每时每刻都必须面对来自全球的竞争。特别是,有三种重要的力量使日本企业的竞争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一是日本相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改变。

  某种程度上,日本的经济奇迹源于冷战格局下美国的大力扶持。日本二战投降以后,当时华盛顿的决策者害怕停滞的经济会迫使日本出于自身利益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因此,美国对日本的战略发生了大转变,由战略遏制转向战略扶持。据统计,美国军方仅1951年和1952年在日本的军需采购就达到了8亿美元;到1963年,美国在日本的军需采购订单共达到72亿美元。

  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日本的战略作用迅速下降。加之日本产品大举进入美国本土、抢夺美国市场造成的“恐慌”,上世纪90年代美国把对日政策由战略扶持调整为经济上的战略遏制。当然,日本作为牵制中国的一颗重要“棋子”,在军事上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一带一路”的全面展开,日本牵制中国已经不可能了。未来,随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深化,日本有可能成为美国战略棋局上的一颗弃子。

  二是竞争对手的改变。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韩国等国新兴产业的崛起,亚洲市场上由日本领先、“四小龙”紧随其后的雁行模式被彻底打破。在机械、电子、化工、造船等日本曾经占据绝对优势的产业领域,陆续出现了强劲对手。

  三是消费者偏好的改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型消费者催生了追求便捷、时尚的体验式消费、率性消费趋势。而素来标榜“质优价高”的日本生产商显然没能很好地适应这一趋势。特别是,汽车、电脑、手机、电视机等传统意义上归为耐用品乃至奢侈品的商品日益“无品牌化”,进一步抵消了日本擅长的精工细作模式。

  在此大背景下,日本接连发生的质量管理丑闻,实际上暴露了竞争环境剧烈变化下日本管理体制的深层次危机。

  第一,日本质量文化的根基正受到侵蚀。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停滞的10年”,迫使许多日本企业为节省成本对企业结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不少大企业甚至出现了大裁员的浪潮。例如,日立推出提前退休计划,从2万名员工中裁掉了1万人;索尼砍掉了13%的员工,辞退总人数达到1万名。这些大裁员措施迫使一大批经验丰富的员工黯然退出工作现场,而代替他们的是大量的合同工和临时工。这种企业结构的巨变,极大地侵蚀了日本企业引以为傲的质量文化。同样,为了节省成本,由供应商参与的质量改进小组相继遭解散。索尼的供应商“不再愿意为索尼牺牲一切”,而丰田供应商的减少直接引发了“一个供应商的错误,招致更多汽车召回”的全球性灾难。

  第二,日本质量文化的基因缺陷。有学者指出,成功的日本管理体制严重依赖日本文化。这种体制难以批评,也难以改革。事实上,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早就发现了日本民族“喜新而又顽固”的矛盾性。显然,日本的质量文化也难以克服种种“基因缺陷”:它适应以美国为主导的冷战体制和快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却不完全适应21世纪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经济;它适用于终身雇佣和高福利的人事体制,却难以适应迅速成长的新一代人群。

  更重要的是,日本质量文化的最大动力来自于高福利、高保障体制下形成的技术熟练工人对质量的不断改进和终生奉献。这使得日本的质量文化具有极大的“原产地”依赖性。而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在庞大的海外生产体系中不愿意也不可能移植这种所谓文化基因。

  第三,日本工匠精神的沉沦。长期的经济停滞和残酷的社会竞争,导致日本中产人群的分裂:中上层中产者向富人阶层转移,中下层中产者向穷人阶层转移,由此出现了贫富对立、严重分化的“M型社会”和“低欲望社会”,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这对建立在家族企业基础之上的工匠精神而言是一个巨大挑战,不少技艺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